外商投资法草案五问待解:地方政府可否制定政

发表时间:2019-03-09

谭惠珠认为,外商投资法在形式上取代了早期的外资三法,诚然外资三法的三部法律都涉外,但“外”不仅仅是都指本国,还规定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公司、企业跟其余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参照相应实施细则处理。法案名称由2015年的《外国投资法》,修正为《外商投资法》,已经为港澳台资纳入外商投资法扫清了情势上的妨碍。

委员冯忠华以为:“既然咱们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治理轨制,一旦准入就跟国内的企业享有等同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他的权利受到侵犯,应当按照跟海内企业一样的程序进行行政复议或者是付诸法律程序。假如给外商投资企业设定一个单独的投诉工作机制,可能在详细实行进程当中跟司法程序之间会发生一些抵触。”

焦点问题4

港澳台投资是否应纳入外商投资法?

“外资三法”曾规定“国度鼓励举办技术提高的外资企业”。替换“外资三法”的外商投资法,草案一审稿、二审稿均并采取该条款,而是明确禁止应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

不外,二审稿并未采用上述建议,仍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政策。因此再度引发探讨。

还有委员提议,增加就业平安审查制度等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有关的内容。委员陈凤翔说,外国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整体上看,外国投资确实起到了拉动国内就业的踊跃作用,但是在详细产业、地域和时期内,外国投资的进入带来了并购裁员及国内相关企业劳动者失业、劳动报酬不合理、劳动保险状况恶化、就业牢固性减弱等消极影响。“从前我们忽视了外国投资对就业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今后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市场准入的进一步放宽,外国投资对我国就业安全的影响势必会越来越大,这就须要外商投资法在保护我国就业安全方面发挥其难以调换的作用。”

一审稿、二审稿均设定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明确提出国家树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协调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中的重大政策办法,及时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反映的问题。外商投资企业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职员的行政行动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能够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解决。

对此,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专家学者提出,上述规定未提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我国法律规定的接济道路,具体实施过程中容易产生歪曲,跟司法程序之间产生抵牾。

委员杜黎明也提出,草案新增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问题是这种投诉处置机制是调剂性质还是行政举动?是否可诉?与现行的调处制度及司法制度如何衔接?这些问题不明确,可能会导致该条规定难以操作,难以实现立法的目的。”

焦点问题3

郝明金说,“因为实际当中既存在强制转让技能,也可能存在制约转让技术,无论是逼迫还是限度,都是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都是违背破法精神的。”

郑功成当时也表示,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来看,我国的外商投资政策宜统一,地方可以采用先进行政效率、改进公共服务等措施,但不宜赋予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促进政策的权利。应避免在土地供给、资源、行政审批等方面特事特办、允许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等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金建议将上述规定修改为“外商投资过程中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各方遵照公正准则同等协商确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或限制转让技术”。

一审时,委员蔡昉就提出,“外商投资过程中,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各方协商判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这句话看上去是回应了外国人的诉求。可以说这个陈述无比原则,在实践中怎么可能控制?切实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太原则了,或者束缚了我们的四肢。”

一审稿规定,地方各级国民政府可能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政策。江小涓、郑功成均对此提出不同观点。“这是前些年非常头疼的问题”,江小涓说,“外资带了一个名目,跑遍全国,就看谁给的政策最优惠”。她倡导将上述条款修改为“各级公民政府在法定权限内制定投资优惠政策时,外商投资企业可以等同享受”,体现中外资竞争中性准则。

委员张志军则提出,外商投资是指外国造作人、企业和其他组织对中国境内的投资,首先要明确这是涉外的而不是涉内的法。“实际工作中如何界定港澳台投资的性质,从大原则来说我认为应该界定为特殊内资。要解决港澳台人士的顾虑,可以斟酌采用两个措施:一是外商投资法出台后,国务院可以通过行政法规作出说明,给港澳台企业一颗定心丸;二是研讨制定涉港澳台投资的相关法律。”

焦点问题5

本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

焦点问题1

草案第二条对何为“外商投资”作出定义:外商投资是指外国的自然人、企业和其他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投资运动,包括外国投资者独自或者与其余投资者奇特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新建名目,外国投资者取得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相似权益等。

(责编:杨曦、仝宗莉)

二审时,邓凯再次提出,“我认为保护中国职工的利益和掩护外国投资者权益同样重要,而且这里面有一致性,保护外国投资者和维护中国职工权益相当地一致。我们要看外国投资者的笑颜,也要看中国职工的笑脸,应该同一起来。”

处所政府可否制订外商投资政策?

委员孙建国提出,对地方政府给予外商投资优惠的领域和幅度,应该有详细的配套法规,不能完全各自为政。“对超越政府权限给予外资不公平优惠,或者承诺公道优惠后期不能兑现的,或者违反法律政策规定排挤打击投资人、重大侵害投资人好处的,要明确规定处罚的方法,并尽快在相干配套法规中详细规定清楚,以保障法律的准确切施,使这部法真正对吸引外资施展踊跃有效的保障作用,增进我国进一步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地方政府可否制定外商投资政策等引关注

焦点问题2

还有学者提出,此前,有的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出台了一些税收减免或返还等优惠政策,后被财政部明令禁止。如果外商投资法赋予地方政府制定外商投资政策的权限,那么会不会重蹈覆辙?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管理是国家权力,是否应该破法明确,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管理只能由核心政府行使,叫停地方政府的市场准入审批权?

委员郭振华提出,“我同意港澳台投资不在本法中作出直接划定,也不直接适用本法,然而考虑到40年来外资管理的实际,仍是应该对此问题有一个适当的说明。”

明日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议程其中一项是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此系去年12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首次审议后,草案在两个多月以来第三次审议。

此前两审,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专家学者始终呐喊,用工管理、劳动者权力保护也应该写入外商投资法。

改革开放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协作经营企业法》相继出台,形成了以上述“外资三法”为主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体系。不过近年来,面对新局势,“外资三法”难以适应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系统的需要,制定新的外商投资法提上日程。

上述“定义”引发一个问题,外商投资法是否包含港澳台投资,港澳台投资是否算外资?

二审时,蔡昉再次提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到底是用什么行政手段强制,含意不明确,“是不是可以改成类似于‘不得以技术转让作为准入的前提或者限制’,这样针对性很强,同时也防止咱们自我制约适度。有的情况是在谈配合、谈合资过程中我们利用本人的市场地位,由于我们市场范畴大,你不来你就吃亏,所以这时候我提出很多恳求技术转让的条件,这个在会谈的层面是可以有的,但是如果然正遇到了因为你不技术转让我在行政审批上会妨害的情形,那可能就分歧乎个别的惯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行政权力,然而也不能把我们谈判中可以有的市场力量限度住了。”

一审时,委员邓凯提出,草案“投资管理”部分,对外商准入管理、登记备案管理、税收管理、信息制度管理和国家保险管理作出规定,“但是漏了一个管理,就是‘用工和薪酬管理’,固然国家有专门的法律,比喻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还有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但是前面说的那多少项管理也有相关法律,都把它重复作了原则规定,一个投资项目,第一位的是用工,没有用工,没有劳资双方关系,就不称其为一个企业。”

外商投资法草案五大焦点问题待解

二审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础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不包括,那么外商投资法生效或者实施那天开始,以前的外资三法都不了,那么港澳台的投资是什么法律基础给它保障?”

吕薇、谭耀宗等委员也提出,应立法清楚港澳台投资者在内地的投资,也实用外商投资法,可以参照外商投资法履行。

作为外商投资范围的基本性法律,外商投资法早在2011年就已启动修法研究,2015年第一次在商务部官网公开征求见解,当时法案名称为《本国投资法》。去年12月23日,法案二度公然亮相,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首次审议,此时法案名称已调解为《外商投资法》。初次审议36天后,今年1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加快会议,即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八次会议,二次审议草案。

原标题:外商投资法草案五问待解:地方政府可否制定政策?

此前两次审议,草案提出了“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商投资并购反垄断审查”等主要规定,明确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未按要求报送投资信息罚款上限50万元。同时,该不该赋予地方政府制定外商投资政策的权限,是否明令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等五个焦点问题,也引发了各界关注。

是否增设行政诉讼等司法救援门路?

“用工管理”“劳动者权益”该不该入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养杨建顺认为,草案新增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拓展了救济途径,“但投诉工作机制更多是在当时和事中供应救济,在后面加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的规定,可避免在执法的过程中产生纠纷。”

委员蔡昉也倡议,劳动者权益相关内容应该写入法律。“经过这些年的立法、执法和劳能源市场制度的建设,我们的劳工标准在国际上已经不算低了,所以我们应该名正言顺地直接予以宣示,而且在配合中特别表明劳工尺度实在是个通例,毋庸躲避,也不要放弃这个权利请求”。

北京大学法学院传授姜明安则提议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内容单列一条:“通过外商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不能解决的,可以取舍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途径,也可以不运用投诉机制直接决定司法救济门路。在依法治国背景下,行政渠道和司法渠道彼此配合,才华够更加科学有效解决各类纠纷。”

是否明白制止“用行政手腕强迫转让技巧”?

该不该赋予地方政府制定外商投资政策的权力?这是一个贯彻此前两审的焦点议题。